（常州晚报A06版5日讯）吃过早饭，拿过笛子，赵国兴出了门。“来了？”“来了！”5分钟后，赵国兴来到五星公园，与熟人打起了招呼。很快，悠扬的笛声响起，三五个熟人在赵国兴身边，很随意地听…… 

    “只要不下雨，每天我会准时来。身体不好，体育锻炼不行了，吹吹笛，没问题。”赵国兴说。2年前，赵国兴患上重症肝炎，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，他想开了：活着一天，就要开心一天。 

病了一场，命捡回来了，工作也没有了 

    赵国兴今年49岁，原来在水产公司做司机。后来，与原单位解除合同后，赵国兴又到一家私营企业打工，凭着自己的劳动，过着不错的小日子。 

    2006年11月，赵国兴病了，重症肝炎，十分危急。“当时，医生宣判了我死刑，告诉我的家人，就让他再好好过一个春节吧。”赵国兴说。 

    治的办法还是有，医生说，要换肝。赵国兴死都不同意：“这要花多少钱啊，弄不好就家破人亡了，不换肝，人亡了，家还不会破！让我出院吧！” 

    肝是没换，院也没有出，几个月后，赵国兴病情竟然开始好转。连医生也说：“这实在是一个奇迹。” 

    赵国兴的“奇迹”，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的：“看病前前后后用了15万，我和我妻子的兄弟姐妹全帮过我。”还有一个代价是，赵国兴失去了工作。他打工的企业给他出了点医药费，同时也把他“炒掉”了。“他不炒我，我也做不动了。” 

日子过得穷，也要穷开心。能做到这一点，除了想得开，还要靠社会保障 

    去年年底，本报“周末关爱”活动走进赵国兴所在的五星街道都市桃源花苑社区。当时，赵国兴提出的心愿很出人意料：“我的二胡拉得不错，可惜那把10块钱买来的二胡破得都拉不成调了，要是有一把好点的二胡，我就能为公园里唱歌的老人们伴奏了。” 

    好心人给了赵国兴2把二胡，但赵国兴却很少把它带到五星公园：“不能够，公园里有四五把胡琴，拉得都比我好。现在，我到公园听他们拉，回去在家里练，练好了，再来跟他们别别苗头。” 

    赵国兴说，自己天天“穷开心”，除了想得开，还全靠政府的帮助，使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：2004年拆迁，赵国兴住进了常州第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蓝天花园，实现了安居；去年10月，无法再出去工作的赵国兴，申请到了低保，月月有了收入。 

    对于低保，赵国兴有更深的感受：“每个月的几百元‘工资’，真是少不了，没有它，我们家真的撑不下去了。” 

    赵国兴的妻子现在在蓝天花园的菜场上卖净菜，生意不好，他的女儿正在上大专，按照政策，他们一家三口享受着低保。“去年，是补足到960元，年底还发了960元‘年终奖’，今年，标准又高了，可以补足到了每人340元一个月了，满足了。”赵国兴说。 

全市有近7万个“赵国兴”，低保从1997年到现在，标准已经提高过8次 

    市民政局提供的资料显示，到今年上半年为止，全市共为34239户城乡居民提供了低保，共有69437人可以享受低保金。这近7万个“赵国兴”，除了逐月领取低保金外，还可以在子女就学、慈善就医方面获取补助或优惠，在猪肉等生活必需品出现价格上涨时，还可以得到专项的补贴。 

    而如果是在1997年之前，赵国兴可能就无法逐月领取生活费了。那时，民政部门救助的对象严格地控制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养人的“三无”范围之内，而且救助的方式是逢年过节的临时救助。 

    常州的低保制度是1997年开始实施的。“当时，由于启动了企业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工人，他们的生活困难需要帮助。同时，改革开放近20年了，政府也有这个能力了。”市民政局低保处处长徐克禹说。 

    1997年，常州的城市低保标准是每月140元，到第二年就增长到了每月160元，此后，低保金标准多次上调，到今年5月，已经调至340元/月。“事实上，我们的低保标准已经有了一个自然增长机制。”徐克禹说。  （郭祥九 陈征）